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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影响一些人,推动一些事,作为记者就够了_老吕

时间:2019-11-08 22:00:26 来源:新闻头条 编辑:山中老道 浏览:

能影响一些人,能推动一些事,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作为记者,这就够了。

△ 2016年7月8日,湖北武汉,新京报记者在拍摄受大雨影响的城市内涝画面。摄影/和冠欣

策划 | 剥洋葱工作室

校对|李世辉

通常,我们都是通过文章和你见面。

截止到今天,剥洋葱已经发布了1390篇文章,去过了很多现场、讲述了许多故事、参与了很多公共事件。

今天是第20个记者节,借着这个“没人休假”的节日,我们让文章的作者走到台前,把一些故事之外的事讲给你听。

王瑞锋

七年来,几乎每个月,老吕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,他特有的湖北枝江方音浓重,只听懂抑扬顿挫的一句,“网记宅(王记者),结婚没得,结婚一定告诉我。”

和老吕认识完全属于机缘巧合。老吕是位农民工,有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儿子,2012年在沈阳打工时还弄丢了儿子。

当时我接到线索,天津一家洗车行从火车站骗招了一些智障做洗车工,不给工钱,动辄打骂。作为新京报记者,我进入这家洗车行暗访,期间一个右眼残疾的洗车工说他家住在一个叫百里洲的地方,让我带他回家。

几经辗转,我联系到洗车工的父亲,正是老吕,电话接通,老吕以为我绑架了他儿子,问我要多少钱才能放了他的儿子。再三解释,老吕将信将疑,答应拿到工钱就来找儿子。可他的工钱被一拖再拖,我的截稿日期也被一拖再拖,直到两个月后老吕才来到天津,警方刑拘了洗车行涉案人员,解救了一批智障工和老吕的儿子。

后来我送父子俩北京西站坐火车回老家,临别前,老吕情绪激动,老泪纵横,咿咿呀呀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,从编织袋里掏出一瓶枝江大曲给我。我受之有愧,拉拉扯扯推却不了,去快餐店里买了三个三明治,三个人一人一口,干了一瓶白酒,算是践行。

2018年,新京报记者王瑞锋坐在采访对象所开的公交车上,体会他开车时的感觉。摄影 / 新京报记者大路

本以为这段采访缘分已结,没想到七年来,老吕无论去哪里打工,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,咿咿呀呀地问候,虽然他的大部分话我还是听不懂。

做记者至今整整十一年了,见多了起高楼宴宾客,见多了生离死别反目成仇,见多了冷嘲热讽唾面自干,自己的感情却越来越脆弱,泪窝子也越来越浅,不忍听悲惨的故事,不愿见生人,也不爱说话,时常怀疑自己,是不是不再适合做这行了。

记者节前,老吕又打来电话,咿咿呀呀地问候“网记宅”。一定程度上,我更应该感谢老吕,感谢他的感谢让我作为记者有些许的自我安慰和坚持——能影响一些人,能推动一些事,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作为记者,这就够了。

向凯

3月21日,江苏响水化工厂发生爆炸,冲击波袭击了最靠近化工厂的王商村,致数人死亡,房屋损毁,到处是碎玻璃屑和村民清扫玻璃的刺耳摩擦。

我从村庄出发,前面是化工厂,中间有一片田地,我要做的是穿过这片空旷的田地,去爆炸核心区。

△2019年3月24日,江苏盐城,新京报记者们住在距离响水爆炸核心区500米左右的民房。民房玻璃被震碎,四处漏风。康佳(前)穿着村民的军大衣御寒,祖一飞(左)窝在被子里写稿,没吃晚饭的向凯(右)正在啃干脆面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康佳

地是干的,草枯黄枯黄,500多米外,就是化工厂。我坐在几根枯草上点了根烟,开始想怎么进去。时间一分分钟过,烟一根根抽,我快被太阳晒晕了,还没能拿定个主意。最后,我提上装了头盔、口罩和几瓶矿泉水的袋子,朝化工厂东边走去,心里反复默默地念,碰到警察就说是村民寻人,碰到官员就说是救援人员买水去了,碰到消防就说是本地媒体来宣传救援……

幸运的是,我碰上的是一群救援消防官兵,顺利进入爆炸核心区。

文章发出之后,有人提醒我戴防毒面具,还有人说要体检、多喝牛奶排毒。但回过头看,在采访过程中,很多风险和危害是看不见的,根本不在记者考虑范围内。

记不清有多少次类似的采访,会犹豫、会胆怯、会在心里默念各种可能性,会发现总有一片蛮荒空旷的“无人区”横在记者与现场和真相之间,有时,穿过去之后并没有可爱的消防兵,有时,甚至会在中途就深陷泥沼,但爆炸核心区就在那里,能做的唯有一点一点去逼近。

周小琪

今年4月,我在西安跟一位父亲待了一周。

2月份,他的女儿在手机备忘录里留下遗言后,从高楼一跃而下。处理完女儿的丧事后,他从山西老家赶到西安,想弄清楚,究竟是什么把女儿逼上了绝路。不久前,他开始频繁接到催债的电话,还在女儿的遗物中,找到了一份手写的账单,上面记载着女儿一个月要还的债务,总共是三万多块。他猜测,网贷就是杀死女儿的“元凶”。

我第一次见他,是在他女儿生前的公寓里。他长得又高又瘦,背挺得直直的,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,对我的称呼是“孩子”。后来的几天里,我们一起去了他女儿生前表演的大雁塔、负责办案的派出所和可以恢复手机数据的公司,见了一些和他女儿有接触的人。但大多数时候,我们还是坐在那间公寓里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而我们不说话时,他就站到窗前,望着外面,沉默地抽烟。

站在女儿生前公寓窗边的父亲。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

写完稿以后,他告诉我,之后他还会去太原找女儿的大学同学了解情况,有可能的话,也会去北京,找那些网贷公司讨说法。

大半年过去了,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个伫立在窗前的、笔挺的背影。他的女儿就是从那扇窗户跳下去的,每次站在那里时,他会想些什么呢?现在,他偶尔会给我发消息,比如问我怎么打开电脑上的某个软件、怎么登录苹果手机的账户,但他几乎不会提起女儿的事,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为女儿的事奔走。

前几天,我点开他的朋友圈,看见他的个性签名一栏多了一行话:“一直在负重前行,能否守得云开见月明?”我想,他一定还没有放弃。

21岁女孩自杀后,父亲决定寻找真相

祖一飞

我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在今年五月,当时山东荣成龙眼港的一艘货轮发生了二氧化碳泄漏事故,造成正在船舱内维修的工人和船员10死19伤。

事发后,船厂保安在唯一的入口处阻止媒体进入,对进出运货的车辆也多了些防备。

为了靠近核心现场,我在远处拦了一辆货车,躲在驾驶舱后排座位下,拿几箱水压在身上遮盖,才顺利进入船厂。后来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跳进了一个草丛里,进去之后才发现草上沾满了黑色的油污,搞得很狼狈。靠近船坞的地方,有段铁丝网挡了路,想要绕过去,只能从岸上跳到岸边的一艘船上,再从船尾跳上岸。当时下着小雨,海边风不小,脚下就是海,而船和岸边有段不大不小的距离。我也犹豫过,当时还是有点自己吓唬自己:万一滑倒掉下去怎么办?很庆幸,那个“万一”没有发生。

做采访最大的感触就是困难真的挺多的,焦虑是常态,可能在酒店睡醒一睁眼,面前就有十几个困难在等着,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记者能做的,除了灵活应变,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完,就是再多找一个采访对象,多问一个问题,把人事做尽。

窒息的“金海翔”号

王双兴

春天,我到敦煌写莫高窟的年轻人。住在市区,每天乘坐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车去采访。恐怕那是我见过最浪漫的上班路了,不到十分钟,大巴就出城了,然后沿着漫无边际的戈壁滩朝前走。西北的阳光坦荡又通透,砂石粗粝,风呼啸。

半个多小时后,莫高窟到了。车门打开,人们四散而去。有的扎进洞窟做考古研究、壁画临摹,有的去书斋里读文献,有的抱着笔记本电脑对石窟进行数字化保护,有的对着墙壁修壁画……环境干燥、偏远、与世隔绝,工作枯燥、孤独、日复一日。不过在一两年、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互相筛选后,适者留了下来。

采访结束那天,我沿着大泉河漫无目的地朝南走,爬上一个沙丘。面前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,夕阳把芨芨草照得很亮。远处嶙峋的三危山上,九层楼站在正中,隔着干枯的河道,对面是常书鸿、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的墓碑,据说,死后依然看着莫高窟,是他们的遗愿。后来,接力棒一代一代地往下传,任务都是一样的,和时间赛跑,为莫高窟续命。

以往,我对敦煌人的了解,大多是课本和纪录片中的赞颂,他们被形容为“投身大漠”,甚至有人说他们“以青春献祭”,带着一种自毁式的悲剧美。等真的走近后发现,身处其中的人不觉得那是苦的,只是一种选择,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罢了,具有浪漫色彩的是,这个选择或许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。

2015年盛夏,我第一次到莫高窟,2017年冬天,第二次。当时的身份是学生和游客,20多岁,感知力刚刚打开的年纪,被震撼过,也被感动过。2019年,以记者的身份重返,想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,去看另一群年轻人的职业选择。那天,我在沙丘上待了很长时间,天高地阔,难免会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什么是热爱?什么是意义?什么是终其一生求索的东西?

没什么答案,还是得停停脚,多想想。

解蕾

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记者节。当收到编辑的消息,说写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时,我想了很久,不知道该将哪次经历赋予这个“最”字。

几天前,广西的“鬼火少年”白马发微信告诉我,交警查收了他的“鬼火”,还扣掉了摩托车的12分驾驶分,配着大哭的表情。“鬼火少年”的报道发布之后,当地交警加大了治理力度,这段时间一直在严查“鬼火”。又过了一会儿,他发来一句话,“我在想,我们是不是成为了报道的牺牲品。”

我的心惊了一下,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样作答。

出发去采访前,“鬼火少年”总让我想到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案》。刚见到白马的时候,他留着黄色的头发,脸被晒得发黑,蹬着一双人字拖,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。“典型的小镇轻狂少年”——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。

破冰的第一步——坐在他们的“鬼火”上,起初有些忐忑,但开起来才知道迎着风的感觉真的很爽,一起喝糖水,吃螺蛳粉,少年开始一点点信任我们。

真正改观是在郊区水库边拍摄的那天,无人机因为故障挂在了电线上,无法启动,最近的供电局也要两个半小时后才能赶来,天马上就要黑了,阿进和阿健去附近的村子里折了一根三米多高的竹子,白马和一个少年戴上绝缘手套踩在摩托车上,用力地去够无人机,我扶着白马的腿,能感觉到他所有的肌肉都在用力,还有些颤抖。仰着脖子看他俩青筋暴露的脖子,不顾一切的模样让我的眼角有些湿润。

少年们夜晚在距离白马镇三十公里处的茂化水库边玩车。新京报记者解蕾 摄

在白马镇的那几天,我像是一个闯入者。从试探到一点点走近,我听到了他们从没和任何人说过的心里话。报道出来之后,很多人理解了这群少年,少年们也告诉我,他们很喜欢这篇报道。

可是除了他们的“鬼火”被带走,治安得到改善,他们的现状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,那么报道到底有意义吗?

离开白马镇的那天晚上,我独自在镇上走,刚好遇到了白马。他说,你问我这么多问题了,我问你一个,是什么样的原因,让一个女孩独自一人深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走着呢?

现在我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,就是那些从陌生到熟悉之间的连接,那些真诚又微妙的时刻,让我想继续走下去。

白马镇上的“鬼火”少年

肖薇薇

2019年印象最深的一个采访是船员饶小虎。

联系上他时,正是他从泰国监狱获释两年后,再次开始跑船生活的休船间隙,是他一年中难得与家人团聚的时候。

得知我过来的大致时间,他当天很早便赶车到二十几公里到县城,等在车站门口。到他家时,饶小虎的父母、妻子与兄嫂忙着准备午饭,从菜地里摘出新鲜的南瓜、青椒、茄子、豆角,摆了满满一桌子,在接下来两天里的每餐皆是如此,满是诚意待客的家常饭菜。

聊天时,他们一提起饶小虎在泰国被冤入狱的经历便眼眶泛红,特别是饶小虎,情绪波动很大,但仍毫无保留地说出当时的真实经历、感受与所做的尝试。晚上就着昏黄的路灯,我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轻声说着话,可以看出一家人对相聚的日子都很珍惜。

那是非常温暖的一次采访经历,让我看到一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无力与努力,走出困境后能更用力生活,也更珍惜家人。特别感谢这些善良的受访者,能给予我这么多的信任与回应。

劫后余生|泰国毒品走私案中的中国船员

庞礡

我要说的主人公,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,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十多年办了30多起案子,办案顺带举报官员,告过的人里头,18个官员受到处理。而除了这些之外,采访中,还有一些与稿件无关却令我印象深刻的小事。

她是退休教师,人们叫她王老师。王老师还在牢里,她帮过的人一个一个找到她的女儿:“要是用得着的话,我们也想帮她做点啥。”他们复印身份证、写下当时的案情、签名、留了电话,一摞纸钉在一起,证明老教师曾无偿帮助自己。

女儿整理了母亲的旧资料送到我的酒店,三个纸箱、一个编织袋装得满满,大半是控告官员的举报信,老人家里没有电脑,信是手写的,字迹工整,下笔很重,一划一顿。

最后,我问女儿要来母亲的旧照,才终于与她相见——那是张80年代的老照片,短发,脸上是充满年代特色的自信笑容,挺胸抬头,腰上别着腰鼓,两手拿着鼓槌,鼓槌上连着红绸,想起来她的一位旧交说的话,当时她拒绝了某个案件中对方试图息事宁人的和解费,说“不能收,收了我就真说不清楚了。”真是个很老派的人物。

今天,她的律师收到二审判决,一审被撤销,案件发回重审。等她重获自由的时候,我会想去拜访她。

“民间讼师”涉敲诈勒索获刑12年,曾将检察长、法院院长拉下马

卫潇雨

今年4月,我在山东的村子里采访大衣哥朱之文,凭着一把好嗓子,2012年,他把自己唱到了春晚的舞台上。现在,朱之文没有离开家乡,而村民们围堵在他家大门前等着录视频,好发在网上收获点赞,及与点赞匹配的奖励金。

为了保持安静,朱之文给院子装了铁门,还养了条狗,平常,铁门总是锁着。我在上午到达村子,给朱之文打了电话,他走到前院,门开了,从等待着的十几位村民里,把我接进院子。

这之后,我意识到记者身份能给我带来某种“特权”,像朱之文为我敞开大门那样,我有幸接触过许多人。我去过殡仪馆采访,搭了接送遗体的车,还在值班室守了一夜,隔壁就摆着棺材,里面睡了个27岁的年轻女孩;我去过看守所,跟着民警进入监室检查,还学了看守所的规矩;在杭州,我采访了一位疯狂的张国荣粉丝,他上了几次手术台,把自己整成偶像的样子,这位自称“90%像哥哥”的模仿者给我唱了十多首歌;在广东,我认识了几位40多岁的阿姨,因为重男轻女,她们没能读书,到这个年纪决定开始认字,学习写自己的名字……

我去过北京站采访,每年,数以十万计的人从那里往来北京,但可能鲜有人了解车站的安检程序,客流量大的时候,安检员一天连续工作16个小时,弯腰上万次,分配到每个人的午饭时间不到15分钟。那以后,每次出差去车站,我都会和他们说感谢。

大学的时候,院长在一堂200多人的课上点名提问我,“记者这份职业给你带来了什么?”我想了想,给出的回答是“体验。”作为记者,我有幸见到更广阔的世界、更丰富的人、更多元的生活方式,到现在,我23岁,人生辽阔,道路漫长。

“大衣哥”朱之文:每天被直播的生活

吴靖

今年4月广东顺德一三甲医院新生儿感染死亡事件,是为数不多几次,我深感无力的调查经历——“受害者”的集体失声。

到了顺德,我开始采访,准备搞清楚最基本的事实。然而,我没想到,磨了好几天,只有一位家长愿意见我,但因为不提供任何就诊记录,我无法核实,无法写进报道中。

他们为什么集体失声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直到过了几天,在和一个采访对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,他问我“你觉得他们应该赔偿多少钱合适?”我顿时语塞,突然意识到,他正在利用我作为记者的身份,在和相关方谈判,谈赔偿多少钱的问题。

因为希望能见到其他几位家长,我和另一位记者到某个小区,一家家敲门。在最后一刻,敲开了一位家长的门。聊天后,我才知道,导致集体失声的很大一个原因是,他们在体制内工作,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界压力。

5月,调查结果出来了,广东省调查组进入该院后,发现部分喉镜等急诊医疗物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不规范,配奶过程存在洁污交叉,消毒和感染防护工作不到位。并撤销了顺德医院三级甲等医院资格。

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。而这次之后,我也开始反思媒体和受害者关系的微妙性,以及受害者面临的现实困境。这些家长似乎比以往接触到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“更加脆弱”,也更加理性,最初凭情感驱使在小孩去世后第一时间写文章、求媒体关注、追寻真相,但又具有一定社会地位,又不敢轻易曝光自己,不是所有受害者都完全信任媒体,他们也会利用媒体作为自己谈判的筹码。

李云蝶

如果说对我改变最大的一个选题,应该就是6月初接到的第一个突发,去阜阳做扶贫形式主义调查。

在整个采访过程中,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一场虚惊。

那天,为我当了几天司机的“90后”小哥壮壮通过“二姑”联系到一个线索,颍泉区行流镇邱营村的扶贫形式主义十分严重。我们赶过去时已近黄昏,村庄远看简直是一片小型别墅区,房子五颜六色十分好看,已经完成脱贫。

然而,跟着“二姑”左转右拐,在那些小“别墅”的缝隙和角落里,散落着灰色的土房和被人遗忘的贫困户。

采访中,村里退任的副书记突然出现在门口,一起来的还有西装革履的村支书,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总是出现在我身边,并不说话,只是转着圈子听我们聊些什么。

刚进屋没多久,老人被突然进来的陌生女人训斥、拉扯,“二姑”也被拉走了,生怕给村里人添麻烦,我们赶紧战略性撤退。我们的车刚开出去,一辆面包车随后也启动了,跟我们的车保持着很近的距离,还一路鸣笛闪灯。直到出村的岔路口,它才掉头走掉。

夜里十二点,趁着村里全部入睡了,我和小哥杀回村里,二姑带领下,我们回到老人家中,被吓唬过的老人颤巍巍地开门。我把扶贫手册一页一页拍下来,将上面记录的扶贫内容一项一项与老人核对,小哥吃力地帮我翻译,全部弄妥后,我们启程回城。

回城的路上一点光亮都没有,农村的土路坑坑洼洼,两侧只有树林和荒芜的土地,我们靠着在车里大声说话壮胆,定好第二天早点再去其他村子探访。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希望。

稿子发布后,一位受害人在我朋友圈中一句评论让我受用至今,他说,“这篇文章对阜阳很多村民意义重大,久违的炬火。炬火不一定要亮很久,亮一下,就证明黑夜中有光。”

我想起从阜阳离开前一天晚上,我为那个83岁的老奶奶拍了一张照片,她一个人坐在门口床边,手电筒的灯光刚好打在墙上照出圆形的光亮,她就在那个光影里,整个人像剪影一般孤独。离开后,无数次看着那张照片难过,而稿子也终于在“念念不忘”中产生了回响。

83岁的老奶奶坐在门口。新京报记者李云蝶 摄

我想,是那个时候,我找到了做调查记者的意义。我们时常问,这个世界会好吗?面对无法通过的选题时问,发不出稿子的时候问,绞尽脑汁无法突破的时候问,因特殊原因只能中断采访的时候。

但还是要有那样的信念,每做一篇,就会给一个群体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,或许改变不了太多,或许只是一点点遥远的鼓励。也感谢身处阴影努力生存的人们,是他们给予我力量,让我有发掘真相的勇气。

洋葱话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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