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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赟与“六声韵学”

原标题:周赟与“六声韵学”

周赟与“六声韵学”

郑树森

《宣城历史文化研究》微信版第169期

周赟生于晚清宁国县一个书香门第。其祖父启楹(字殖庭,号爱日、凤冈居士)学识宽博,曾任教谕,后弃官归隐于泉石幽胜的凤冈,边事私塾,往来黄山、九华山30年,曾在九华五老峰下设帐讲学易经。道光十五年(1835),他梦见不食烟火的道人自山门(位于宁国县文脊山麓)前来造访,次日孙儿出世,取名为“赟”。周赟6岁时,其父垂珩(庠生)早逝,家境渐颓。

虽然如此,周赟仍受到较深厚的家学。三四岁时,爷爷常把他抱于膝上,教之以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《幼学琼林》、唐诗之类的启蒙书目。其母胡氏“能诗、精音律”。赟天资聪颖,幼年即能分辨语音中去声有阴阳两调,7岁能诗(作有《中秋望月》),9岁作“六声图”。祖父见其有夙慧,便教以易理、琴律。举凡天文、地理、人文之类,周赟都有浓厚的兴致,手不释卷,常与爷爷讨论读书心得。他跟随祖父学琴10年,始悟四声即五弦之散音,六声即六律之按泛音。年青时已深谙乐理、音韵,能按声应气求之理、以琴律切音。精通七弦琴,也尝自诩“曲有误,周郎顾”。周赟“自弱冠即游姑苏、武林,既而烽火离流,侨新安、客豫章,避地皖垣”,阅历扩充了其见识,博学让他才华横溢。作诗、书法、绘画、演奏古琴、收藏字画成为他终生的爱好,于中医也有所涉足。

宁国中川周氏宗祠

中国古体诗一大特征是讲究节奏、押韵,追求音韵之美。精通音韵、国画,让周赟擅长赋诗,即便难度较大的回文诗他也挥洒自如;而嗜好作诗,使音韵之学成为周赟终生挥之不去的爱好,无论日后政暇、赋闲皆能潜心钻研,《广韵》《尔雅》《方言疏证》《说文解字》及段注、琴律是他案头常备的书籍。

音韵学,亦称“声韵学”和“韵学”,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,注重辨析汉字声、韵、调的发音、类别,研究语音系统古今分合异同的学科。汉代即有“文字学”(时称“小学”),后析为文字、训古、音韵三门。音韵学又分为今韵、古韵、等韵三科,互相关联。如切韵、广韵、集韵等书,依声调分列韵部,分韵收列单字,以反切注音,是为今韵之学。唐代守溫参照梵藏文创制字母三十,后有人增为三十六,宋时有韵镜、七音略、四声等子、切韵指掌图等书,纵横列表,分别声母、声调以确定字音,后更臻细密,又分别等、呼,是为等韵之学。又韵补、毛诗古音考、古韵标准等书,由古代文献的韵读以推知古音,是为古韵之学。

周赟对音韵有深厚的基础,于宁国县尤其胡乐司(今宁国市胡乐镇)的方言颇感兴趣并终身玩味。宁国县地处宁国府(有学者认为该区域方言系江淮官话)与徽州府之间,又毗邻浙江吴语区。咸同兵难(1856—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宁国县的拉锯战)之前,宁国县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吴语,弱势方言则是胡乐司(与绩溪县接壤)所通用的徽语。同治元年(1862)五月爆发瘟疫,灾荒又接踵而至,以致土著式微、十室九空、土地荒芜。同治五年至宣统年间清政府组织移民及民间自发移迁,使迁居宁国的湖北人、河南人、安庆人、浙江人、徽州人、巢湖人远多于土著人。起初方言纷杂,经过百余年的交融,至今宁国市境内形成三大方言区:中、北部的湖北方言区(构成宁国市的强势方言),东南部的安庆方言区(也夹杂小片吴语区),西南部的徽语区(绩溪话)。周赟亲历兵难前后的变化,对宁国方言的流变比较熟悉,研究音韵重点利用的方言材料是绩溪话。

周赟28岁即在同治二年(1863),写成《山门新语》。内容有经学(《有极图经解》一卷)、史学(《史学骊珠》四卷)、天学(《观象祛疑》一卷)、字学(《说文说》一卷),皆为天文、地理、人文等相关理论,并附以“六声图”,由黄山人容保作序。同治四年,周赟乘船北上至京邸,“所遇各省士大夫”,向业内人士征询对该书的修改意见,“与之接谈,未尝不采听,乃知字音相去之远,其故有二:一在乡音而一在读法”。之后30年对音乐理论进行探究,以琴律切音,增写《周氏琴律切音》四卷,是为音学,与之前写成的四学合并一书,20余万言,于光绪二十三年(1907)再次刊刻,由其学生王恕(泾县人,浙江候补知府、衢州府同知)作序,年教弟汪宗沂为之作《山门图记》。

《周氏琴律切音》不仅陈述大量的音乐、语音理论,还将汉字通用的四声(阴、阳、上、去)增分学六声,(阴平、阳平、上阳、阳去、阴去、入阴),主要音韵资料保存在一个韵图(《琴律三十韵母分经纬生声按序切音图》)和一个同音字表(《琴律四声分部合韵同声谱》)中。该书将韵母分为14个“合韵”、30个音,每个“合韵”、“音”前都注明“开音”、“合音”;每韵都配有入声,入声兼配阴阳。横排声调、竖排声母,类似于《韵法直图》的方式。韵图以六声排列,同音字表仍按旧四声排列。图中删去全浊声母,仅用十九声母(呱枯乌、都菟驽、逋铺模、租粗苏、朱初疏、呼攎敷濡),转见为传统字母,分别是见溪疑、端透泥、帮滂明、精清心、照穿审、晓来非日。韵母系统有30个韵母(没有闭口韵),可合并成15个大韵部。韵图既标声母、韵母,又有反切。舒声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韵入声字,入声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韵阴平字;反切下字按声母而有不同,见组字用帮组作反切下字,以下端组用精组、帮组用照组、精组用见组、照组用端组,晓来非日四母分别用溪透帮穿四母字。切音以五正、三分、四变、两合,贯30韵之3120音。每音皆有读法,而后字音不至为乡音所歧。

作者在《琴律切音序》中说明揣摩语音出自个人的体验:“赟能言时,授经祖膝。初学韵语,教以四声,每举一平声,使自别之,辄读去声为二,而误以其次声为入声。及九岁,教以五声,因思平声既有阴阳,则去声亦有阴阳,乃悟向之所误以为入声者即去声之阴声耳”,并对“六声图”和琴律切音予以说明:“原图幼年所作,本不按韵序。兹改从琴律韵母之次,以归一例”;“按琴律切音,则所切之音不能毕肖字之本音;有切法而无读法,则人之口音又不能毕肖所切之音,此音学之所以难明也”。“读法”是教书识字时用的音,即用口音读出反切之音的手段。周赟对发现“六声”颇为得意,以为平生一大成就,因号书斋为“六声堂”,自刻书法印章为“六声堂主人”。

周赟自9岁作“六声图”至光绪二十三年(1907)《山门新语》成书,耗用其60年心血。该书阐述精微,旁征博引,成为音韵学史上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。衢州府同知王恕在序中称:“自刘宋周彦伦分四声、元周挺斋分五声、今先生分六声,音法始备切音,乃有定法且以琴律名音,但举其名,不待反切,即知为何音。为《周氏琴律》四卷,以音理贯通天文、地理、人道,凡十余万言,无一字剿袭旧说,竭六十年专用之精心,续五千载不传之绝学”。周赟所创“六声韵学”,受到曾国藩、李鸿章、两江总督鹿芝轩、礼部右侍郎邵汴生的赏识。曾国藩题“六声图”为“千载神悟”,奏请光绪帝授予周赟“二品教官”称号,还亲赠“六声堂”金字匾,撰联“二品教官天下有,六声韵学古来无”以示奖掖。邵汴生撰联“本四声五声以分六声,继往开来真学问;原无极太极而合有极,经天纬地大文章”。李鸿章“称其韵学高妙,通乎天文”(民国二十五年《宁国县志•艺文志》),但因东藩战事告警,未及进呈朝廷。

《山门新语》问世后即成为学人研究清代皖南方音的重要材料之一,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等均收藏该书。1998—2008年,台湾政治大学著名教授竺家宁发表研究音韵的论文5篇,均涉及《山门新语》。《山门新语》还受到日本、韩国音韵学者的关注。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编发的《语言学论丛》第29辑所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永安的论文《<山门新语>与清末宁国徽语音系》,对《山门新语》作了系统的研究;高教授的音韵专著《明清皖南方音研究》(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出版)也将《山门新语》作为重要的材料。高教授从韵图入手,参照同音字表,将山门新语与绩溪话进行比较研究,认为《山门新语》所反映的方言,在韵母方面,山咸摄一等、二等合并(只有干官坚涓四韵),跟吴语、江淮官话都不同,而与徽语及绩溪岭北、县城一带方言一致;声母方面,中古浊声母清化,塞音、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送气,浊声母上声字清化后不归去声,而是变同清上音,这些特点与徽语一致;平声、去声都分阴阳。其方音基础是徽语。《山门新语》是反映清代后期宁国徽语的方音韵书,是一部具有浓重徽语色彩又受到官话影响的音韵学著作。

(作者系宁国市档案局工作人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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